以爱为名的鞭打,几乎所有国家都会说是自己的文化传统

既然此书以孩子为焦点所探讨的第一个家庭问题是体罚,那幺就先窥探瑞典对体罚的态度吧。瑞典是世界上第一个以法律禁止父母体罚的国家,而以法律全面禁止各种体罚,则是在一九七九年。《儿童权利公约》是于一九八九年生效,等于领先了十年。

促使瑞典全面禁止体罚、扮演重大推手的社会团体,即是我曾任职的救助儿童会。二○一一年,我与瑞典救助儿童会的活动人士马利会晤,谈论有关禁止体罚宣传活动的话题,而我将体罚和韩国文化特性加以连结来说明。当时,我也和许多人相同,认为「母亲的藤条」是韩国的传统。我说,因为拿藤条管教是韩国传统的教育方式,所以要将宣传禁止父母体罚可能会有困难。

马利当场如此回应:「爱之鞭!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会说这是自己的文化传统。认为那是文化特性、宗教教诲的想法,才是拥护体罚最为顽固的论调。瑞典也曾经如此。」

听到马利的话后,我想起二十多年前看过瑞典导演英格玛.柏格曼(Ingmar Bergman)的电影《芬妮和亚历山大》(Fanny och Alexander)。牧师残忍殴打孩子的体罚画面,与电影之阴郁情绪相仿,令人久久无法忘却。虽然电影拍摄于一九八二年,但这部电影的时代背景却是一九○七年。在瑞典,父母为了强迫子女服从,体罚是长期以来的传统。根据马利的说法,「基于孩子是父母所有的概念,瑞典鼓励父母持鞭的严格管教方式,甚至法律还曾明文规定允许体罚。」

在六○年代,法律尚未禁止体罚前的一项调查中,有超过九成父母回答曾经打过孩子。这表示,瑞典之所以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以法律禁止父母体罚的国家,并不是因为打从一开始就尊重孩子的人权所致。

瑞典也不是很顺利就达成禁止父母体罚。无论是在瑞典国内或国际上,以法律禁止父母体罚都是相当具争议性的话题。修订法律时,欧洲媒体针对此事大幅报导,当时一家法国报纸甚至以「瑞典人已经疯了!」为标题[1]。

儘管初期遭到诸多批判和怀疑,之后其他国家却纷纷跟进,以法律禁止体罚。三十多年后的今日,瑞典殴打孩子的父母不到一成,儿童受虐致死事件也大幅减少。相较于七○年代因儿童虐待而被送往斯德哥尔摩医院的孩子数目,一九九四年降低至六分之一,二○○○年后则几乎再也没有受虐致死的孩子[2]。

在这四十年间,变化是如何发生的?

在瑞典以法律禁止父母体罚前,曾经有过数十年的变化和争论的历史。研究人员指出,一九○九年,作家埃伦.基伊(Ellen Key)的着作《儿童的世纪》(Das Jahrhundert des Kindes)乃是变化的起点。埃伦.基伊在着作中要求将儿童的需求视为第一优先,督促瑞典社会有所改变。虽然现在大家都会点头称是,但在当时这是极为激进的一项要求。

二十世纪初期,整个欧洲对孩童的认知渐次产生改变。一九二三年,英国社会改革家兼救助儿童会创办人伊格兰泰.杰布(Eglantyne Jebb)发表一篇宣言,主旨是孩子也有不可侵犯的独立人权,而此宣言后来成为《儿童权利公约》的基础。

一九二八年,瑞典禁止中学的体罚。三○年代,各国对于儿童与童年有了新的观点,对于体罚是否妥当的争论也透过媒体而活络。三○年代,瑞典报纸连载了一系列报导,聚焦于社福机构的孩童所受到的非人权待遇,成为将机构内长期严重虐待的情况诉诸公论的契机。十年后,少年辅育院的各种体罚遭到禁止。

第二次世界大战后,家庭成为瑞典政治争论与政府改革的核心议题,暴力式管教是否正确的争论也随之升温。不只是对孩童的暴力与虐待问题,还包括政府对家庭与孩童的情况、儿童福利的责任,均成为政治议题。

提倡改革的人士主张,社会具有为孩子打造美好居住环境的责任,儿童福利、学校免费供餐、产前门诊、儿童医院、学校医疗保险等被引进,父母也能接收到家庭所需的各种资讯,包括健康、营养、教养、如何为孩童设计一个安全的家等。

直到二十世纪前半,瑞典的学校依然会以教育为目的进行体罚。一九四五年议会开始讨论以法律禁止所有学校(包含小学在内)的体罚,而原则上赞成禁止体罚的议员虽然表示支持,但就连这些人也不相信可以就此遏止体罚。许多议员忧虑,一旦体罚遭到禁止,教师要如何教导孩子,而多数的父母则相信,教师有殴打学生的权限。在经过长期的唇枪舌战,法律最终在一九五八年禁止了所有学校内的体罚行为。若单就学校禁止体罚来看,一九三六年挪威就已经以法律禁止,比瑞典更早。

随着对童年与养育的了解增加,观点逐渐转变,立法也产生变化。保护弱者的人权,免于在权力位阶关係中受到强者暴力伤害的措施,同样反映在法律上。举例来说,十九世纪后期法律便禁止丈夫对妻子施暴,而二十世纪初期则禁止了雇主对劳工的暴行。

直至五○年代中期,虽然法律仍允许父母对子女体罚,但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六年分别在儿童和父母相关法律和刑法中,删除了可以使用体罚的条款。

儘管规範有所改变,但大家对体罚依然很宽容。一九七一年,有六成民众回答不晓得法律不允许体罚行为。接着在一九七一年,父母对子女体罚成了社会议题,起因就在于一名父亲将三岁孩子虐待致死,但其行为被认定为管教的一部分,因此最后被释放。这显示出单纯删除允许体罚的字句是不足够的。

这项判决引起社会大众的公愤,接着连续几年,社会不断讨论要如何预防儿童虐待,NGO 也持续举办大规模宣传活动,以追求将体罚禁止法制化。然后在一九七七年,政府组成儿童权利委员会,开始讨论修订禁止父母对子女体罚的法律[3]。

此时,在父母体罚议题上打转的社会争论越演越烈,许多着名人士也参与了这场纷争,其中一位就是以童书《长袜子皮皮》(Pippi Longstocking)闻名的儿童文学作家阿斯特丽德.林格伦(Astrid Lindgren)。她在瑞典通过禁止父母体罚法律的前一年(一九七八),荣获德国图书协会颁发的和平奖,并以「永无暴力」(Never Violence)为题,进行了一场演说。

在这场演说中,阿斯特丽德.林格伦说了一个自己年轻时从一位女性那儿听来的故事。这位女性还是一名年轻母亲时,当时很盛行「如果吝于打孩子,就会毁掉孩子的一生」的观念,有一天,因为年幼的孩子不肯乖乖听话,她为了管教孩子,于是要儿子把藤条拿来,这也是韩国的妈妈们经常使用的方法。她们要孩子亲自把藤条拿过来,甚至要他们决定打几下,给予类似于「让你揭开自己的罪行」的警告,并藉此让他们有自行反省的机会。

可是,男孩出去找藤条后,过了许久才回来,他一边递出石头,一边告诉妈妈:「我找不到可以当藤条用的树枝,请您用石头丢我来代替吧。」

孩子的想法是:「既然妈妈希望弄疼我,那用石头代替藤条也行吧。」这句从天真无邪的孩子口中说出的话,让妈妈透过孩子的眼睛看清楚真相,成了她觉醒的契机。妈妈这才领悟到自己对儿子做了什幺,将儿子拥入怀里,一起哭了好半晌。为了不忘记那一刻的决心,以及往后绝对不再打孩子的誓约,于是她将儿子捡来的石头放在厨房的置物架上。

当时社会对禁止体罚的争论相当激烈,而林格伦的一席演说产生了莫大影响。虽然不晓得打了孩子之后,是否真如拥护体罚的人士所言,能带来当下「改善」的表面效果,但从以往的历史来看,暴力只会引发更多的暴力,使世代之间的断层变得更巨大、更危险。林格伦的主张在纠正观点上做出极大贡献,让大家了解到,体罚并不是父母的管教方式,而是对弱者的一种暴力。

我希望那些认为体罚不算什幺、禁止体罚也不重要的人,能够竖耳倾听林格伦的演说:

「在零暴力的环境下养育孩子,就能够打造出新人类,在永远和平的状态生活下去吗?说不定只有童书作家会那样回答。那是一种乌托邦吧!我明白,如果希望这个贫困、充满疼痛的世界拥有和平,有很多其他事情要做。但此时此刻,明明不是处于战争时期,世界却充满残酷与暴力,孩子们也无法安然阖眼。孩子们每天都在目睹、聆听这些暴力,最终他们会相信,暴力是一种理所当然的状态。难道我们就不能从家庭开始,展现其他的生活方式,为孩子树立榜样吗?为了提醒自己,暴力绝对不能存在,在厨房的置物架放上小石子也是很好的点子。无论如何,这些都会对世界和平带来微薄的贡献。」[4]

注释
[1] 2015/7/1. “How Sweden became the first country in the world to ban corporal punishment”. Radio Sweden.
[2] Joan E. Durrant & Staffan Janson. 2005. “Law Reform, Corporal Punishment and Child Abuse: The Case of Sweden”.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Victimology 12. pp. 139-158.
[3] Joan E. Durrant. 1996. “The Swedish Ban on Corporal Punishment: Its History and Effects”. Family Violence Against Children: A Challenge for Society. Walter de Gruyter & Co., Berlin, New York, pp. 19-25.
[4] Astrid Lindgren. 2007. “Never Violence!”. Swedish Book Review 2007(2).